著名翻译家戴骢先生访谈

鲁刚：《骑兵军》这本小说写的是哥萨克人，请您简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哥萨克这个民族的历史。


戴骢：哥萨克不是民族，而是一个群体。俄语中的“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草莽英雄”或“浪子”。他们是彼得大帝之前一些流放到顿河和乌克兰地区的罪犯或农奴，和当地人混合而成哥萨克这个彪悍的群体。他们非逐水草而居，女性从事农耕，男子过着马背上的生活。凡是俄国有战事需要，哥萨克男子就需应召出征。在俄国历史上两次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中，哥萨克人都是主角。哥萨克人处于社会地层，生活很艰苦且多遭人鄙视。一般俄罗斯人见到哥萨克人，总不免要提防他们一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入侵苏联时以为哥萨克人会以面包和盐来迎接他们，因为哥萨克人最不受拘束，而苏维埃政权却是集权统治。但是德国人错了。他们低估了哥萨克人的爱国心。



鲁刚：《骑兵军》这本小说从1926年出版至今已经快80年了，您觉得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何在？



戴骢：中国读者不太熟悉巴别尔，但西方始终关注着这个作家。在苏维埃时期，作家和当权者发生矛盾冲突，而结果还能保存性命者，巴别尔是绝无仅有的例子。《骑兵军》出版后，引起了红军元帅布琼尼的愤怒，他在《真理报》上撰文抨击其作品歪曲了骑兵军的形象。关键时刻高尔基挺身而出为巴别尔辩护，认为《骑兵军》塑造的形象很丰满，而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就是这个样子，拔高反而会不真实。布琼尼后又撰文反驳，高尔基继续为之争辩。布琼尼自知辩不过高尔基，便另找了一个作家写骑兵军的剧本，但这个剧本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骑兵军》这本小说集可谓大雅大俗，其中既有很粗俗的语言，也有很诗化的语言。博尔赫斯说，他的语言拥有散文所难以企及的、只有诗歌才拥有的那种荣耀。



鲁刚（插话）：诗歌是文学的最高体裁，他小说中的比喻很有想象力。不少句子本身就是诗，他的意象有点类似我国唐朝诗人李贺，出人意表，很新奇。



戴骢：对。爱伦堡说他的语言是难以模仿的。巴别尔一生创作不过20多万字，但西方有人把巴别尔排在世界100位小说大师中的第一位。以一本短篇小说集获得如此声誉，足证其造诣之高。这是一个原因。其次，巴别尔的写法是完全写实的。他小说中的人物甚至连姓名也是取自现实。众所周知，写实手法的束缚很大，但他却能够驾御自如，游刃有余。从思想角度说，伟大的作家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个时代的不足。巴别尔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且是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契卡就是后来特务组织克格勃的前身。历史上有两个契卡成员写小说，一个是他，另一个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但他看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缺陷以及苏俄沙文主义的弊端，并且同情波兰人、憎恶排犹主义。最后，最重要的一点，《骑兵军》探讨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我的第一只鹅》就写了主人公是如何融入哥萨克部队的，整部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歧视通篇都是。知识分子为了参与革命乃至领导革命，首先就得抛弃自我，和哥萨克人打成一片。



鲁刚：对这个问题巴别尔的答案是什么？

戴骢：在这场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主人公也被迫做了很多违心的事。



鲁刚：我觉得作者更多的是站在观察者的立场在写作，笔调很冷静。很多残酷场景，语言极其克制，要说有情绪的话也不过是轻松的揶揄。譬如《泅渡兹勃鲁契河》中脸被劈成两半的老人。这是不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点，语言上习惯采取白描手法，用细节说话。思想上具有很强的苦难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们的讽刺是带着血和泪的讽刺，很辛辣，对人性的幽暗面往往开掘很深，不留一点情面。



戴骢：巴别尔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俄罗斯的音乐、绘画和雕塑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一种宽大而又深沉的胸怀。在一篇小说里，巴别尔说“我们的部队又经过了旧波兰的国界”。经过是什么意思？是进去还是出来？其实意思就是离开了，整场战争都失败了。



鲁刚：您认为造就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苦难意识的土壤是什么？



戴骢（沉吟片刻）：农奴制和集权统治。



鲁刚：苏俄时期像巴别尔这样写革命的作家还有吗？



戴骢：有，但是写得不一样。像巴别尔这样把人当成人性和兽性结合体的作家不多。写部队生活的作家很多，但往往避而不谈革命队伍中丑恶的一面。如何在革命进展过程中克服兽性，抛弃美化乃至片面赞颂的写法，这方面巴别尔确实很突出。



鲁刚：书写人性需要勇气。即拿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而论，也有美化的倾向。从内容方面说是鲁迅所说的“欺和瞒”的传统，从文字层面说就要说到翻译中的“归化”了。您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确实优美流畅，我注意到《骑兵军》中还有不少类似“双宿双飞”、“拖油瓶”这样的话，感觉很有意思。



戴骢：有“拖油瓶”吗？呵呵，我可能会有点“油滑”。原文比较俏皮的，我也试图用一些方言来表现。这是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鲁刚：辽宁教育出版社《万有文库》也有一个《骑兵军》的译本，我粗略对照了一下，发觉和您的译本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为什么会反差那么大？



戴骢：这里面确实有个理解的问题。



鲁刚：但总不会南辕北辙吧。



戴骢：那不会，但还是可以译成南辕北辙的。要看懂巴别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经常使用一些中性和简单的词汇，给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他的东西有时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如犹太教的一些风俗习惯等。《拉比之子》中有一句话“第12军诸团突破我军防线已有三天”，这样译就把第12军当成波兰军队了，我原以为这样译并无不妥。但等我后来看了他1921年的日记，才知道是红军第12军。这是一支溃败的部队，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拱手让出了防线。原文动词用了一个“打开”，我用了突破，似乎也差不离。其实是完全理解反了，这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例子。还有句话描述作战时使用了“经过”这样一个词，究竟是冲锋还是撤退？原文这个动词的方向性很不明确，后来根据上下文才揣摩出意思。



鲁刚：也有文体的原因，本身写得不清楚。



戴骢：对。我翻译蒲宁就轻松多了，但也要勤查字典才行。蒲宁有句句子形容女人动情的时候“眼睛发黑”，怎么理解？实际上就是指意乱神迷。我后来才查到，但书已出了。至于翻译巴比尔留下的遗憾更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都不敢说人家译错了（笑）。前些天在北京开会，有人提出《一匹马》中有一句话“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的院场，受着它自身刺眼的强光的煎熬”读不明白。我去对照了原文，“刺眼”原文是盲目，就是使目盲的意思，我译成刺眼，现在想想也不对，可是至今为止还没找到好的译法。其实我经常受到这种“盲目”的折磨。



鲁刚：您还做了不少注释，这是体现译者译事态度和功力的地方。



戴骢：我觉得注释很重要，但也是对译者的考验。比如《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里提到波兰首任总统毕苏斯基……



鲁刚（插话）：我注意到您这条注释形容毕苏斯基“据说在波兰被视为民族英雄”，好像很奇怪。



戴骢：这涉及到评价取舍的问题，由于参考资料有限且不同文本对其人的评价截然相反，所以我权衡再三，只好用了“据说”的字眼。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例子吧，但认真的译者应该把他所掌握的信息都提供给读者，这是他的责任。



鲁刚：俄国除了巴别尔，其他有名的犹太作家还有哪些？犹太人在俄国历史上的命运，以及哥萨克和犹太人的关系怎样？巴别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民族的遭遇的？



戴骢：俄国犹太作家除了巴别尔外，有名的还有像爱伦堡、叶甫图申科和肖洛姆·阿莱汉姆等人。俄国历史上向有排犹情结，虽然犹太人为俄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说到哥萨克对犹太人的屠杀，则更多的是出于沙皇的驱使。巴别尔在自己的小说里虽未对犹太问题发表直接看法，但在一些涉及犹太人的篇什如《基大利》中，他对犹太人的悲剧命运有着溢于言表的同情和体察，而且相当有深度。



鲁刚：巴别尔1940年死于克格勃的枪下，在那个政治为纲的年代，巴别尔的遭遇是因为他的个人作品和性格呢，还是有其普遍性？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往往和政治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您觉得一个作家有可能既维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不与时俯仰，又不受政治牵连而惹来杀身大祸吗？



戴骢：20世纪40年代，巴别尔的《骑兵军》已经不可能成为构成他杀身之祸的肇因，前面说到早在小说问世之初，高尔基就曾热烈赞颂这部杰作。在那个时代，既要保留腹诽又要苟全性命，只能保持沉默而已，包括作品的沉默、朋友交往的沉默以及公众场合的沉默。巴别尔本人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他对政府当局奉行的肃反扩大化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他而且是个直性子的人，敢于说话，就不可避免地得罪了斯大林。他生命的终结既由他个人性格造成，也是时代的悲剧。

戴骢：本名戴际安，江苏苏州人，1950年毕业于华东军区外语专修学校俄语系，1956年开始发表译作。长期在出版界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离休前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主要译作：三卷本蒲宁文集和巴乌斯多夫斯基《金玫瑰》等。